注重实践，莫谈纸上三千兵

古往今来，长河东去，烟柳画桥，无数骚人无不惋惜自己才华如三江五海之流水，品行如七山五岳之坚石，然而九五之帝却慧眼不识明珠，令明珠暗受风尘。可这些文人骚客真的是有实际能力，可为帝国之社稷添砖加瓦之人吗？

纵观青历，若论诗思之深，忧国虑家之心就不得不谈到诗圣杜甫了，可就是这样的文人却屡次受贬、家徒四壁、四海为家，这不禁让人深思杜甫真的是那种能治国安家的人才吗？天宝六年，虽说杜子美因丞相一言“野无遗贤”而未能入仕途，但随后十年在京城权贵相交却仍未入仕途就有些让人心生疑惑了。假如杜甫真的是能“明君主之得失，正朝廷之纲常，兴帝国之气运”的千古贤臣的话那为何十年不曾入仕，那真是“其可怪也欤”。再根据史料记载，玄宗时期虽然政治黑暗但却未到帝王不识人才的地步，而到了天宝十四年杜甫也只是一名皇帝欣赏其诗才的扫祭小官。我们再看杜甫诗词，虽气势如星河，思绪飞天马但却未有关于国政的建议。作为一名贤臣，恐怕不需要他诗才能够卓尔不群，更重要的是在国政方面有所见解。无论在历史的何时，实践的能力都是强于纸上的修行的。

读书人治学，学习的是知识、是道理，产生的是智慧，要说这诗歌词赋在其中的作用，就像一支大军战前之檄令、战中之军歌、胜后之颂词，有之锦上添花，无之么也无过大干系。为官经国纬政时用它不得，臣下朝廷奏对时用它不得，太史公记载历史时用它不得。

相较于杜甫除诗作方面有才华其他几道都毫无建树来说我更欣赏王安石的诗才稍又不如杜甫但却将自己的思想运用到国家建设上。

在二人青年时期都曾远游游学，但他们不同思考也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生。在游这方寸的“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时，杜工部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放荡无羁，而王介甫却在“先天下之忧”中沉思。这一切不正是在预示着什么？

同是血乱年岁，同是干戈寥落。王半山虽诗才略逊于杠工部一筹但他却不像杜甫那般“身世浮沉”，正好恰恰相反王安石的人生可用“人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形容，他在有限的年华中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的先进政治理念，可以说一举改变了宋朝“积弱”的情形；再从文化方面来看，王安石改革太学并创立“三舍法”，发展地方教育并编撰《三经新义》为新教材，从而使宋朝扩五州之版图，壮中华之雄风。因此告以为为国家之用者不群之酸儒也，而乃躬行实践之人也，

我窃以为对于读书之人不仅要能书得锦绣文章，更要之务是能经世致用，将书本变成实践所需的知识。我们伟大领袖邓小平教导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死读书，我们要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知识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砖一瓦。

“莫谈纸上三千兵，却令门前万丈芜”